甘孜州的红色记忆

甘孜州是中国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连接内地与西藏的纽带，藏汉民族友好交往的桥梁。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自古以来这里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1935年，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先后进入甘孜州16个县停驻，活动期长达15个月，红军第一次在中国藏区播下了革命的火种。甘孜藏区人民为了支援红军，也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历史性的贡献，其革命功绩永载青史， 1950年老一辈革命家邓小平同志作出了“甘孜藏区人民对保存红军尽了最大的责任”的评价。

值得一提的是开国十大元帅除陈毅元帅外，长征时都到过甘孜藏区;所有大将中除粟裕和徐海东大将外在长征时都到过甘孜藏区。

1935年5月29日，红一方面军在泸定飞夺泸定桥，粉碎了蒋介石让朱、毛成为第二个石达开的梦想，打通了红军北上抗日的通道，泸定桥因此成为红军长征史上的一座里程碑，被国际友人赞誉为“十三根铁链劈开了通往共和国之路”;毛泽东同志也为此写下了“大渡桥横铁索寒”的壮美诗篇，创造了中国军事史上的奇迹。

在红军飞夺泸定桥成功以后，又以飞越岭突破敌防线和翻越夹金山在两河口的一、四方面军会师，宣告蒋介石“南追北堵”、“截击其为数段”图谋的彻底破产。而受张国焘分裂主义的影响，红四方面军在南下雅州，逼近成都时于百丈关遭受重大损失后，西进康北(甘孜州甘孜、丹巴、炉霍、道孚、新龙一带)，建立川康根据地。张国焘另立中央(即所谓的“第二中央”)，分裂党、分裂红军，遭到中央和朱德、刘伯承等同志的反对。为了保存红军主力的实力，实现红军北上抗日的大计，红军总司令部命令正在云、贵地区建立根据地的红军二、六军团北上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红二、六军团经过艰苦跋涉，途经巴塘、乡城、理塘、得荣、稻城、白玉等县在甘孜与红四军胜利会师，并在甘孜整编二、六军团为红二方面军，并决定北上。因此，甘孜会师成为红军长征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奠定了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基础。

红军长征在藏区播下了第一粒火种，同时在甘孜州积极的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地方工作，建立了藏区第一个地方党组织及藏区第一个地方少数民族苏维埃政权(博巴政府)、地方武装等(如丹巴藏独立师等);红军与德格土司、灵雀寺、甘孜寺、白利寺等寺庙签定了各种和平友好条约，朱德总司令还多次专程前往甘孜白利寺看望该寺主持格达活佛，互赠礼品、秉烛长谈，格达活佛也多次到甘孜拜会朱德总司令，在朱总司令的谆谆教诲下，格达活佛成为红军和中国共产党最忠诚的朋友，在解放西藏时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在前往时被帝国主义特务暗杀;举办各种培训班大力培养藏族干部，不少藏族干部后来成为红军中的骨干;一九三六年五月在甘孜建立的“甘孜博巴政府”(博巴依得瓦共和国中央政府)是中华苏维埃西北联部政府成员，为红军在康北调整与战斗作准备做，红二、六军才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的大会师以及红二、四方面军北上的粮草准备，红军留下的伤病员的安置，发展生产，实施民族团结等做了大量的工作。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从一九三四年十月至一九三六年十月远征二万五千里，历时两年，在四川经历时间最长，达二十个月，而在甘孜州却停留了15个月，足迹几乎遍布甘孜州每一个角落。红军长征从疲惫之师，入人烟稀少、物产不丰、气候恶劣的藏区，并在这里休整、补充，作北上准备，历时15个月，此间红军数万人的粮食物质均由甘孜藏区人民供给，这对贫穷的甘孜藏区人民来说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但甘孜藏区人民经受住了这一严峻考验，为支援红军，献出了自己最后一粒青稞，最后一点羊毛，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

1948年一批热血青年在巴塘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东藏民主青年联盟(巴塘地下党)，成为党在藏区建立的第一个全部由本地藏族党员组成的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后来这批青年为和平解放西康省和西藏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成为建设四川藏区和新西藏的中坚力量。

在甘孜州和平解放后，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发布了进军西藏的命令，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进军西藏，18军在接到命令后立即开赴康定，再由新都桥分两路(一路经雅江、理塘、巴塘过金沙江，另一路经泰宁、道孚、炉霍、甘孜、德格过金沙江)进入西藏。为支援18军进藏，甘孜州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支持解放军的工作，德格土司派出万头牦牛帮助解放军驮运物质过江，康定自治区政府抽出数百名通藏汉两种语言文字的热血青年组成“第18军民族工作团”随军进藏担任翻译及处理民族、宗教等工作，干部群众为18军战士送衣送水送食物，帮助解放军修筑川藏公路。为解放西藏作出了巨大的贡献。